这是我们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使在柏拉图这里，用具，像床这样一个器具，它的真正来源是它的使用，是它的使用决定了它的制作，而这个制作有三个不同的等级，最根本的是制作出这个东西的外形、形状，而不是直接做出这个木头，那么然后，工匠只不过是照着这个形状进行进一步的制作，那么我们说当然，亚氏的哲学和柏拉图的哲学有非常大的差别，但是亚氏在《物理学》里所做的讨论，我认为他继承了《理想国》里柏拉图关于使用的这个技艺在所有技艺中居于本原性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想法，也就是对于我们眼下看到的一张床来说，亚氏只不过不是说我们还有一张真床，那张真床，真实的床就是在这张床上，只不过是这样床的外形和形状，也就是所谓的eidos（形式）不是独立存在的，而就在这张床里面，只不过它是加在这张床的质料上，就是这堆木头上，当一个工匠制作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既不做形状，也不做木头，他只不过是要将这个形状加在这个木头上，这是亚氏的基本想法。

……因此生活就成了无已的相续。[21] 梁先生这里所表达的观点，有几点是尤其值得注意的：第一，现代的人，就是个体自我的人。

我常说中国讲维新讲西学几十年乃至于革命共和其实都是些不中不西的人，说许多不中不西的话，作许多不中不西的事。东方化的态度，根本上与西方化剌谬。[52]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32页。此刻我们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一）三段式的历史哲学 众所周知，梁先生的代表作所讲的东西文化，指西方的文化、东方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

[33] 正是从这种根本精神、或者根本态度出发，才演化出现代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论儒学的现代性》，《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人类之爱源于家庭，但是人类之爱不能止于家庭，所以要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这才是仁的真实涵义。

没有永恒的生命，但是有不朽的事业。[8] 大名鼎鼎的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属于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9] 而且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该包括在内。[42] 张载讲的最为透彻：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一  导论 1、问题 尽管慈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每个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其不变的核心内涵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利他。

[5] 陈继红和辛晓红指出，儒家的亲亲思想中蕴含着两条自然逻辑进路：其一,从亲亲到路人,是爱之情感生发的逻辑进路。其四，完善了儒家慈善文化的系统性。

其二，阐明了儒家慈善文化的伦理本位思想，否定个人本位和集体本位，指出仁者兼爱，既追求成就自我，又追求社会和谐，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就公利与私利的关系而言，儒家主张公利优先于私利，私利不得侵犯公利。以参政议政为例，儒家提出的参政议政的唯一条件是个人的品德和能力，而人的品德和能力可以通过教育获得。[25] 此四端即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

就人格而言，儒家主张绝对平等。[6] 陈继红、辛晓红，从亲亲之爱到路人之爱——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道路，《江海学刊》，2013年第3期，第208页。[56] 《余英时文集》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下面概略阐述儒家慈善文化的诸构成要素及其体系结构。

[34] 《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以忠恕之道为核心的行仁之方。

[61] 余英时 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页。孔子很注重不朽，所以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第二种是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21]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45页。然则两方所以一则如此一则如彼的，其根本是在人的个性伸展没伸展。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与西方把学独立于术之外而有学有术的，全然两个样子。

至于家庭、社会，中国也的确是古代文化未进的样子，比西洋少走了一步。结语 梁先生所说的全盘承受、通盘受用西方化，胡适的表达则是全盘西化，两者的含义其实是差不多的。

[32]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44页。在梁先生心目中，中国社会一直是奉行调和持中态度、中庸之道的社会，不可能自发地走向现代性。

[59]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9-20页。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

概括来说，在梁先生看来，中国文化的问题所在，就是根本的文化精神不合时宜。对于真正的儒家来说，今天需要建构的乃是儒家个体主义[28]。他说： 原来中国人所以如此，西方人所以如彼的，都有他的根本，就是他们心里所有的观念。[37]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03页。

但是，胡适正式提出全盘西化一词，时间更晚，是在他1929年所作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42] 显然，梁先生所奉行的仍是某种中庸之道，全盘西化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18] 陈独秀：《敬告青年》，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3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61页。

[1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42页。[54]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57-58页。

他说： 生活即是在某范围内的事的相续。这对于自己、我的认识肯定。[⑩] 这里学指科学，术指技术。[39]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72页。

例如，他指出： 社会生活方面，西洋比中国进步更为显然。但是，梁先生并不是否定孟子治人者–治于人者的划分，而是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应当说是古代社会）是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全然分开的，结果是一个尊卑等级的社会。

[41] 但是，梁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其所谓全盘或通盘其实并不彻底，是打了折扣的。第二，个性的伸展乃是自由、平等、共和等现代性价值的根基。

[46] 参见黄玉顺：《论儒家启蒙主义》，载《战略与管理》2017年第1期，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版，第221-250页。就是东方各国，凡能领受接纳西方化而又能运用的，方能使它的民族、国家站得住。